当前位置:军事 > 史海烟云总 > 正文

“支那”称谓之毒 解局日本对华文化侵略舆论战

2017-06-16 16:19:40  王小石  察网  参与评论()人

上兵伐谋,攻心为上

战争是双方全方位综合国力的比拼,因此能够影响战争结果的每一个要素都要重视,不仅仅是国防军力和经济实力,战争前后的舆论宣传也是关键要素之一。日本在近代以来的历次对华战争中都极为重视舆论宣传“文化侵略”,并且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效,这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因此,我们必须分析透彻日本“文化侵略”舆论战的演变逻辑和套路方法,才能在未来针对性地予以提防和反击。

明治维新后,日本利用国民教育致力于化中国为“支那

日本自公元六七世纪开始学习中国隋唐体制构建古代国家,形成本土的神道教与外来的佛教和儒学融合的意识形态。到1603年德川家康建立稳定幕府封建制度后,日本文化体制确定以儒家为主,神佛为辅。在这个漫长历史时期,日本满怀虔诚地甘为中国的学生,从政治体制到文字、文化都努力模仿学习,直到现在日本还保留着这重要学问门类:汉学。

1543年,三位葡萄牙人在日本南部的种子岛登陆,开启了欧洲文明向日本传入的时代。他们带来了一样改变日本战国时代进程的东西,就是火绳枪(和铁炮)。接踵而来的是天主教。天主教在日本发展非常快,甚至有些地方的诸侯也皈依了天主教。德川幕府感到巨大威胁,实行严厉的禁止天主教的措施,残酷镇压天主教徒,直到1633年开始实行锁国政策。不过,中国与荷兰的商船不在限制之列。之后,允许荷兰人把非天主教的西方书籍带入日本,逐渐形成名为“兰学”。

此后,汉学、“兰学”(以荷兰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并驾齐驱,对日本从政治到民间影响深刻。面对这种局面,代表日本本土文化的国学迎合日本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异军突起。国学学者们把他们解释的古代日本传统当作‘古道’加以绝对化,并排斥包括汉学在内的外国文化,本居宣长(1730-1801)集其大成。本居宣长在1790年发表的《驭戎概言》一书有这种表述:应该把中国和朝鲜看作是西方蛮族(戎),由君临万国的天照大神创造的国家日本来统治。并且,大赞丰臣秀吉派到朝鲜侵略的日本武士。他这种日本中心主义和内尊外卑的立场,对日本明治维新和之后的军国主义思想都影响很大。这已为明治维新后日本摧枯拉朽般地把“中国”化为“支那”埋下伏笔。

1868年,明治天皇取缔幕府制度建立新政府,日本政府进行西化政治改革,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经济上推行"殖产兴业",学习欧美技术,进行工业化浪潮,并且提倡"文明开化"、社会生活欧洲化,大力发展教育等。这次改革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史称明治维新。在这样的背景下,“兰学”便逐渐稳居上风,日本学者转而批判东方文化。他们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传统文化已经落后了,必须由日本民族带领更新东方文化,改弦易张,学习西方文化。

明治维新以前,日本著作中常见的中国称谓乃是“汉”、“唐”、“中土”、“中国”以及相应朝代的名称,如明、清等。一般日本人也一直喜欢使用含有“汉”或“唐”字的名称来统称中国或中国人。这里面带有一定的尊崇心理。

而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却自上而下地变革国民教育,推动用“支那”来取代中国之称谓,并蓄意加上蔑视侮辱意味。这主要有三层意思:

一,日本要取代中国成为亚洲周边的王者,徒弟要干掉师傅,那么首先就要名正言顺。中国,顾名思义有中央之国的意思,而中国也历来把其周边称为蛮夷之地,比如日本在《后汉书》中就是东夷的倭国。日本因此便禁止中国称谓,以源自印度梵语的英文词China音译“支那”来称呼中国,支的本意是分支、末端,称呼中国为“支那”,日本反而貌似成了文明大国。

二、日本借用古时印度对中国的称谓“支那”,有自诩文明同时蔑视近代中国愚昧落后之意,且通过舆论向西方国家灌输这种日本文明、中国愚昧野蛮的印象。

三、日本把中国改称为“支那”也有预谋侵略掠夺中国领土之考虑。远在侵华战争发动数十年前,日本当局出于分裂中国的野心,以其“历史地理学家”进行所谓考证后又扬言,“支那本部”只有长城以南的十八省,“满蒙”、“回部”(新疆)和西藏都不在其范围之内,侵华后炮制伪“满洲国”恰恰以此为理论根据。当时日本称“支那人”又只限于关内的中国人,对关外的中国人则绝不以此相呼,而称为“满洲人”、“蒙古人”等。

“支那”称谓之毒——解局日本对华“文化侵略”舆论战

王拱壁先生的《东游挥汗录》(1919年),有下面这样一段话:『倭人战胜前清以来,即称我华为“支那”,垂为国民教育。且多方解释支那二字适可代表华人之蒙昧者,于是支那二字乃风行三岛,以资倭人轻侮华人之口实。每逢形容不当之行为,则必曰支那式,借以取笑,此等教育早已灌输入其国民之脑海。』记述了日本以调整国民教育把中国蔑称为“支那”的事实。日本要实现侵略中国最终目的,就务必要把日本青年人对中国的尊崇和好感化为鄙视和厌恶。因此唯有借助国民教育进行青少年全方位的洗脑,培养侵华“杀人机器”。日本之狠毒与谋深,可见一斑。

从甲午海战到侵华战争,日本收买媒体制造有利“侵华”舆论

最早系统全面地提出侵华方案的是日本学者佐藤信渊。他提出了日本先攻取满洲,然后“经略”整个中国的计划。自此到20世纪初,日本学者、文人一直蠢蠢欲动,在学术文章中赤裸裸地宣扬侵略中国的强盗计划。同时,他们非常注重收买媒体(买口)尤其是西方媒体以获取西方对其与中国发生战争时予以支持。

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就秘密聘请美国《纽约论坛报》记者豪斯,为其营造日本是"文明之代表",树立日本旨在帮助朝鲜将"野蛮"清朝驱逐出境的"正义形象"。

甲午战争中,日本攻占旅顺后,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随军的西方记者、尤其是《纽约世界报》的克里曼进行了大量报道,震撼世界。但是,日本随即采取高强度的危机公关,居然彻底扭转了在西方媒体上的不利形象。日本让西方媒体看日军怎么表演优待俘虏,如何照顾战地的百姓等,通过欧美记者传播到全世界。攻占威海后,日本还在英国国际法专家面前“演戏”,救治中国战俘并在随军记者的见证下释放他们,礼送北洋舰队司令官丁汝昌的灵柩,以此在国际上树立“文明国家”的形象。当然,清政府对舆论的漠视、声音的缺席,是令日本能够为所欲为的关键因素之一。由于常年的歪曲报道,使甲午战争被日本美化成了“中国的战败将意味着数百万人从愚蒙、专制和独裁中得到解放”。

日本在战前便积极对西方媒体和记者进行公关。日本先后与西方多家通讯社签订协议,不惜使用金钱收买、欺骗等卑鄙手段收买西方记者为日本发布通稿。在日本的特别经费领取名单中,当时的四大通讯社,法国哈瓦斯通讯社、德国沃尔夫通讯社、英国路透社及美国的美联社均榜上有名。日本外交档案记载了不少细节,如外相青木周藏曾特批从秘密经费中支出1000万日元(约合500两白银),作为支付给哈瓦斯通讯社的额外报酬,以换取其对日本提供的任何稿件进行无条件播放。”日本文献记载,当时为让英国路透社发布一次日本策划的新闻,日本每次付给606英镑。

在日本巧妙而有效的宣传战下,西方国家的舆论很快倒向了日本一边,“拿了手软,吃了嘴短”,西方“笔杆子”有力地配合了日本的“枪杆子”。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启侵华战争之前,日本本国出版的书籍中,有大量关于我国国民性的研究内容。翻阅《支那民族性的解剖》《支那国民性与经济精神》等书,不难发现日本文人将人性中一切负面和丑恶的东西都加在我国“国民性”中,在他们笔下对“支那人”的描述中,充斥着愚昧、残忍甚至变态等词语,中国人的形象被糟蹋得体无完肤。他们的行为,正是为日本长期占领和奴役中国寻找根据和对策。

“支那”称谓之毒——解局日本对华“文化侵略”舆论战

战端开启后,日本在侵略战争中实施“文坛总动员”,大批“从军作家”开赴中国前线,以笔为枪为侵略战争推波助澜、摇旗呐喊,成为“舆论战”和“思想宣传战”的生力军。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方面称其为“支那事变”,并在《论支那人》等文中提出“军人用刀剑来刺支那人,我们文化人就是要用笔把他们的灵魂挖出来”等口号,表明日本将文化侵略与武力侵略相提并重。

“支那”称谓之毒——解局日本对华“文化侵略”舆论战

南京大屠杀发生后,日本利用随军记者的大量不实报道混淆视听,并通过行贿、欺骗等方式,收买无良的西方媒体记者掩盖大屠杀事实。

 
分享到: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

扫描到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