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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人民解放阵线:1970年代的左派青年与白色恐怖

2017-05-19 15:22:39  张立本  察网  参与评论()人

1977年“台湾人民解放阵线”案案发时,成员中年纪最大的不过二十七、八,年轻的刚升大四。甚至当时特务都很疑惑,“土生土长的几个人为什么会亲共?为什么会想跟大陆统一?”那么,他们到底是怎样走上这条路的?他们当时又是怎么想的?这样一个看似突发的案件,该如何在历史长河中理解?四十年过去了,这个“左派青年”案,又能对历史认知有怎样的启示?又会对今天与明日的青年运动有何启发?

【作者按:我在2014-2016年间参与了“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组织的访谈,期间访问了包括本案蔡裕荣、赖明烈、刘国基、宋东文、戴华光等的受难人。选择接触本案的最初原因是它和我年龄等岁,但是,受访者皆倾谈不讳,使我除了得以进入案情、感受时代气氛,还往前感觉了受难人的成长、压抑、奋起,从而建立了某种认知历史的方式,所获超乎预期。访谈结束后,数位受难人核允但拒绝授权予台湾当局所辖的计画发标单位。正如别案受难人坚持于文稿中使用新式纪年,我们毫无保留的尊重、理解受难人秉定理念。受难人的决定,也等于间接促我把他们的故事重整出来。统筹数人经历并非易事,反覆构思才决定以目前的倒叙结构,将案情罗织回溯解开、证据证词还原其意。此种写作不得不搁置许多不见得不重要的旁枝、暂时没想通的环节,尤其得搁置几位受难人的1980至1990年代政治经验,和其他看法,只能暂求未负信任。

这是我写本案的第二篇文章。载于《两岸犇报》的《火烧的青春──一九七七年“台湾人民解放阵线”案》更多涉及访查与理解白色恐怖的经验反思。不过核心意识是一致的,我自恃受访者也会同意,至少在“台湾人民解放阵线”的界内可这么说,目的并非英雄化、个人化,而是以青年自主左倾的可能性与发生的历史理解为今日和未来的期盼。】

匪党遭破,疑犯就逮?

1977年11月6日,选举月刚开始,斗大的头版:警总破获匪党组织,三名疑犯分别就逮。报上说法是,该团体曾于同年1月间向外资厂商投寄恐吓信件、企图破坏台湾经济,又曾于3月间在台北舟山路一带散发宣传品、意图扰乱社会人心,且可能在选举期间散发传单以掀社会骚乱、进行暴力阴谋。

最晚在11月28日,海外《台独月刊》对此登出一篇标题不醒目的文章《蒋家滥捕大专学生》提到:“蒋家一向抓人,均以红帽子扣上……台湾人要出头天,除了倒蒋、建国一途,再也无可抉择的余地。”隔年1、2月号《七十年代》,各有一篇署名李智明[2015年6月9日访谈陈鼓应时,得知“李智明”为陈鼓应笔名之一。陈鼓应于台大哲学系事件受迫害,后曾参与党外选举。]的文章,以11月19日“中坜事件”为背景,强调蔡裕荣等人为蔡洪娇娥(时为党外政治人物)的助选员,凸显本案为国民党打击“党外”,但也语带保留提到:所谓的匪谍等很可能是随扣上的帽子。很多疑点未解。撇开警总敲敲打打构成的完美叙事,及当时党外选举主流,他们究竟做了些什么?想什么?1988年戴华光二次减刑出狱前,岛内与海外各种声援不断,然而“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如火如荼展开时,本案却又何以不能根本地平反?

台湾人民解放阵线──一九七〇年代的左派青年与白色恐怖

图一:1978年二月号《七十年代》李智明文章原件(陈鼓应先生收藏)

出事了!警总逮捕与钓鱼

报上提到的三人是戴华光、赖明烈、刘国基。11月1日深夜,戴华光与赖明烈于熟睡中被捕。隔日,刘国基在师大上课时被拐走,郑道君则在戴华光与赖明烈租屋处遭埋伏特务带走。审讯不到中午,郑道君被放了,他谨慎地反覆更换公车,晚上六点多鐘到了蔡裕荣的租屋处,“出事了”,他说。

台湾人民解放阵线──一九七〇年代的左派青年与白色恐怖

图二:戴华光与赖明烈租屋处的巷口(作者摄于2015年)

蔡裕荣于是开始善后,例如“台湾人民解放阵线”的邀请名单要烧掉,“不能让他们牵涉到”。5日下午,淡水英专路蔡裕荣租屋处,原在闲聊的二十双眼睛,看着蔡裕荣被抓。蔡裕荣说“对抗的东西太强大,出事是早晚的问题。看见特务来时先是松了口气,因为好几天没睡好了,只是真正计划的事情都还没有做”。郑道君于同日再次被捕,显然还是被跟踪了。

6日恰好是宋东文新兵训练放假,女朋友带着报纸来军营门口,他见着头条震惊了。宋东文回台北晃了一整周,由于白色恐怖的时代教训,没有人帮助也想不到还能做什么,“天下之大,竟想不出能如何逃?逃去哪?”宋说。带着强烈的挫折感与一丝侥倖回营,当夜清晨4点,部队以上级借调名义用吉普车层层递送,宋东文终至保安处地下室渡过56天没有记录、不明不白的关押。

阿拉法特的子弹:“时事研习社”的思想之窗

6日报纸上不见其名的蔡裕荣,父母都来自台中梧栖。蔡父于二战末期奉母命逃兵役,战后凭着台中工业学校学历在台电找到工作。1955年,蔡裕荣出生于植满杜鹃花的“北部火力发电厂”眷舍。

家庭状况稳定而童年无忧,蔡裕荣成长在拥有夜间照明球场、电影院、福利完善的台电宿舍。即使高大围墙的另一侧就是烂泥路的矿村,国小班上也有附近矿村与渔村的同学,他说当时并不疑惑于眼前所见。父母为了子女教育着想而举家搬往台北,升学竞争的压迫感却使蔡裕荣开始逃避。蔡裕荣想在茫茫人海中与众不同,不读教科书倒读了很多存在主义,他笑说“想来荒谬”,并非真被吸引而想深入理解,所以“从来看不懂”。

不太用功仍考上大学,蔡裕荣记得1974年入学时,被“时事研习社”招生处一幅阿拉法特背着整排子弹的画像吸引。最初感觉只是“很酷”,但听宋东文谈巴勒斯坦建国运动觉得很有兴趣。蔡裕荣回想,当时知道以色列,却从没想过阿拉伯世界的问题,心中隐隐觉得终于可以摆脱家中满柜子的存在主义书籍。爱读史地却因为数理成绩较好而报考理工科,此时算是“遇到自己的兴趣”他说。

台湾人民解放阵线──一九七〇年代的左派青年与白色恐怖

图三:淡江时期宋东文(右)与蔡裕荣(左)(宋东文先生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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