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军事 > 史海烟云总 > 正文

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 再回顾

2017-05-17 15:28:04  胡新民  察网  参与评论()人

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经迎来胜利曙光。毛泽东在1949年元旦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预示一个崭新的中国将出现在世界的东方。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关系》的白皮书。

美国的白皮书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应。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等文章外,各民主党派也不断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8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国民主建国会发言人发表的题为《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的声明。毛泽东看到后,认为发言内容“极好”。从8月14日到9月16日,毛泽东亲自撰写了五篇评论白皮书的文章。

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再回顾

毛泽东在文章中深刻地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侵略本质,同时善意地批评了一些人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合实际的幻想,还论证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破产的过程。这些文章,在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社、各学校以及各界人士中引起极大反响。《别了,司徒雷登》是其中一篇。由于后来选入中学课本,影响更大一些。司徒雷登也作为推行美国政府扶蒋反共政策的主要代表人物,进入了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改革开放后,媒体上不断出现一些关于司徒雷登对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文章,引起某些人的浮想联翩,甚至想把他作为另一个“白求恩”加以宣传。这完全忽略了他1946年担任美国驻华大使后直至1962年去世,坚决站在中国人民对立面的历史事实。因此,历史对司徒雷登的公正结论是:20世纪上半叶在华的所有西方人士在中国人民中间引起最大反感的外国人之一。

司徒雷登其人

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在杭州一个美国传教士的家庭。他在中国整整生活和工作了五十年,1919年,他作为校长进入燕京大学,经过艰苦努力,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把燕大建成了一座与清华、北大齐名的中国一流大学。由于是一所教会大学,对推进中西文化交流所起到的影响,在中国知识界影响尤甚。值得注意的是,他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传教士,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政治制度,最符合基督教教义。在中国推行美国的政治制度,是他这个传教士的天职。美国的汉学泰斗费正清的分析颇能说明问题:

【“燕大脚踏美国财务支持和中国政治这两条船,培养教育了新的中产阶级,但也有许多人成了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第313页)】

从十九世纪末开始,美国向世界的扩张进入最关键时期。它的做法比欧洲列强更高一筹。除了武力以外,更多强调思想的改造和影响。因此,美国总统无一例外地支持传教士的海外传教活动。很多像司徒雷登这样的来华传教士,终生的使命就是要把基督教中国“本土化”,将美国的政治制度移植到中国。传教士们都知道,传教是离不开大办教育事业的。因此,他们来华后,创建了不少教会学校,从小学直到大专、大学。这对当时中国总共只有数十所大专院校和几万大学生的高教规模来说,是很有影响力的。当然,从客观上讲,这些教会学校对提高中国学生的国际视野和人文修养都是有所帮助的,也培养出了一批各个专业的人才。司徒雷登是成就最突出者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成就也来自于他对中国的某些国情了解得比较深刻。五四运动中中国年轻人的强烈爱国表现,使他得出结论,对年轻人不能压服,最好的办法还是进行柔性教育。因此,他在宣传自己的观点,主要是对美国政治制度的推崇的同时,也包容学生们的不同学术观点的交锋。而且,他以基督教博爱精神关怀燕大的学子(当然,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实现中国政治制度美国化),自然使得燕大的许多学子对司徒雷登的感情相当深。然而,由于司徒雷登的政治立场终究还是离不开美国政府政策的框框,当师生之情遭遇到民族大义的时候,他的大部分学生还是站到了民族大义一边。这就是在他担任大使期间,由于坚决支持美国的扶日反共和扶蒋反共政策而被中国知识界,尤其是大中学生,当然包括燕大的学生强烈批判的原因。

司徒雷登对基督教的虔诚使他不但坚决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且对同是基督教徒的蒋介石推崇备至,把对蒋介石的崇敬与支持看做是对中国人民的热爱与支持。

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再回顾

毛泽东在撰写的文章中深刻地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侵略本质。

1937年七七事变后,当时的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大量向日本出口战略物资,实质上成为了日本侵华的帮凶。与美国总统有过交往、政治头脑十分清醒的司徒雷登,及时而又迅速地将燕大平日悬挂的中华民国的旗帜和燕大的校旗降下来,改升美国国旗。日军识趣,不敢轻易冒犯燕大。司徒雷登虽然耳闻目睹了中国人对日军侵略的愤怒,但他有清醒的“美国意识”。他特地请来一名能讲流利日语的燕京大学毕业生,负责与日本方面的公关。只要这位学生提出建议,“我都会去讨好日本的官员或是军官,以此换取在这个敏感时期中和日方的良好关系”。日军最高指挥部为加强文化控制,燕京大学成为了他们巡回参观的地点之一。司徒雷登特地请来中外各界人士参与接待。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他有时请一些中国人来,“在日本人面前展现出超越民族主义情绪的友善态度”。有一次他看到很多参加宗教活动的中国人都参加对日本人的接待,他心中“很欣慰”,因为“见到基督教理想能够缓解民族间仇恨,化解彼此的尴尬”。

【“在这所属于美国人的校园里,学生们是受到保护的,但是他们也知道不应该利用这一点来进行反日活动。我不止一次提醒某些爱国分子,要么就离开校园,随便干什么都可以,要么完全放弃反日活动,以免威胁到其他同学的安全,也给自己留条生路。”(见《司徒雷登回忆录》以下简称《回忆录》东方出版中心2012第86页)】

在此期间,由于爱国或者是其他理由,不断有学生逃亡,司徒雷登对这些学生给予了尽可能的帮助,这也着实体现了他的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令受到帮助的学生非常感动。但是在此期间,他也受日方委托,利用自己长期积累的人脉关系,四次充当调解人,在日、伪和蒋介石之间穿梭游说,向各方劝和。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日、伪、蒋都有共同的政治基础:反共。

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再回顾

司徒雷登任燕京大学校长

分享到: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

 

新闻 军事 论坛 娱乐

扫描到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