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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炮”的起源:重南轻北的习惯在宋代出现(1)

2017-02-28 14:47:05  杨念群  学习时报  参与评论()人

一个纠缠千年的文化心理公案

京派海派之争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和上海文人之间曾经发生过一次对骂,被称为“京派”与“海派”之争,这段公案最初仅限于讨论作家的写作风格,后来延伸到对京沪两地文人行为和气质的评价。论争的发难者沈从文在《论“海派”》一文中概括海派的特征是“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并用尖刻的语气大损海派是一帮新斯文人,说他们如名士相聚一堂,吟诗论文,冒充风雅,或远谈希腊罗马,或近谈文士女人,行为与扶乩猜诗谜者相差一间。

又有一个评价是:“海派有江湖气、流氓气、娼妓气;京派则有遗老气、绅士气、古物商人气。”矛头直指京派领袖周作人。周作人则直接回应“上海气”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压根儿没有一点理性与风格”。当然还是大先生的话一锤定音,说是“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不过,这些议论都把自己圈在了北京、上海两个城市里比较,实际上,京派海派之争背后所隐匿着的南北文化差异才是更有意思的话题。

宋代就有重南轻北的习惯

南人和北人相互看不起不知始于何时,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宋代就有重南轻北的习惯。宋人是出了名的尚文轻武,自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夺了军人带兵的念想后,文人领军成了时髦风尚,连皇帝都纷纷把自己装扮成高级文化人。与此相对应,宋朝军人与北方蛮族交战就经常显得柔若无骨,不堪一击,听杨家将的故事,我们常常误以为北宋已经靠寡妇在打仗。

明朝的

有一位华裔美国史学家形容宋代的气质内敛封闭,面对北方金人的狰狞强霸,像个柔媚害羞的女子。仔细想,这“害羞论”还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不但宋代文人气质儒雅,皇帝脾气也好得不行。传言某个北宋皇帝和某个丞相整日勾肩搭背,有说不完的知心话,这位丞相爷更大言不惭地说要和皇帝“共治天下”。有些皇帝姿态谦卑低下,常请一些没功名的布衣文人到宫中做客,在殿上听其娓娓清谈,搞得一些文人得意忘形地说要“格君心”,做皇帝的思想辅导员。只不过当时文人再得势,也无法遮掩宋军一败再败的现状,一种奇怪的心理补偿论才逐渐流行起来。这种怪论把辽金人想象成没有文化品位的种族,只会在马背上打仗撒野,一旦遭遇大宋的文明气象,外表虽硬充好汉,心里却矮了三分。这论调故意严格划分汉族和北方民族的界限,两相比较,贵贱分明,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显示汉人血统的纯粹高贵。

“心理补偿论”特别容易在朝代更迭的过渡期频频发作,比如宋元之际和明清之际就是如此。由于宋代之后南北军事形势被彻底逆转,汉族王朝在对北方少数族群的征战中从没占到过什么便宜,江山一旦易主变色,南方文人彻底屈从在北方蛮族手下讨生活,用文化优越的心理去补偿国土丧失之痛就变成了不得已的选择。清初残留下来的明朝遗民尤其不相信“命定论”。“命定论”是清初流行的一种说法,认为帝王多定都北方,所以凡能统一天下者都是自北而南,顺势而下,地气生成蔓延也是如此;相反,天下动乱的发生多是由南向北,因为南方地气柔弱,北方风气骠劲。清初皇帝如康熙就特别喜欢这种“地气论”,他说,金陵虽凭借长江天险,却地脉单薄,所以凡是建立在南方的政权总是逃不脱偏安的命运,成不了大事,他暗讽的当然是南宋和南明这类建立在江南的小朝廷。这与南方文人的想法显然南辕北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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