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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确立以谁为首的中央集体 并非毛泽东(1)

2017-01-11 14:55:31  何方  人民网  参与评论()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强调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党史研究在摆脱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束缚上有很大进步,对不少问题进行了拨乱反正,恢复或接近了历史本来面目。遵义会议后党的领导中一个关键性人物张闻天,过去长期受到压制和埋没,二十年来也得到一定研究,并获得显著成就。特别是张培森主编的《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的出版,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翔实可靠的材料,对弄清遵义会议后党的领导问题很有帮助。但是由于以上两个中央决议的约束和长期以来正统说法的影响,对于遵义会议后党的领导问题许多研究仍然是只重复原有结论,即笼统肯定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而不提论据,不加分析,似乎这已是不成问题的问题,用不着再作分析和论证了。

毛泽东和张闻天在一起 资料图

但是由于研究的深入和更多材料的发现,原来那种笼统提法就显得很难自圆其说。例如至今的许多党史和传记著作,几乎都是在叙述了毛泽东当选政治局常委和分工做了周恩来的助手后,紧接着笔锋一转,就得出结论说,遵义会议“在关键时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却并不提成为领导的表现和做出这一结论的根据。把另一个常委军事指挥上的助手说成全党全军的领导,实在有点牵强。即使一些有所突破的研究成果和比较客观的著作,在这个问题上也往往自相矛盾。例如一本论述党的六届领袖的书《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确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但却一方面肯定“1935年1月到1937年12月,张闻天既是组织上的最高领导人,也在实际工作中起到‘负总责’的作用”;另一方面前面用的标题却是“一个矛盾的历史现象——名义领袖与实际领袖的分离”,就不但让两个论断相互打架,名义领袖之说还把张闻天置于挂名的总书记向忠发的地位。而且既然毛泽东在博古之后就已是实际领袖,那就只是五届,也谈不上六届了。还有新出版的《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对张闻天在这段重要历史时期的作用和贡献,作了比较全面和客观的介绍,但也无法摆脱这个矛盾。在一共四页书里就有这样一些前后矛盾的断语:先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紧接着谈到项英会后的来电时又说,“这真是到了十万火急、刻不容缓的地步,而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更换问题却还没有解决。”等到博古交出了文件挑子,于是得出结论:“从此,张闻天开始了作为在党内‘负总的责任’的党中央核心领导人的重要活动时期。”还补充说,“张闻天当时的思想水平、理论水平、已经达到作为党的总负责人的要求。”又如后面一节用了《拥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的标题,讲的内容却是:讨论是否打打鼓新场的会议上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同意毛泽东作为成员之一的成立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的建议,以及会理会议上毛泽东产生对张闻天的长期误会等,就都显得有点文不对题。至于随后说的,“在危难的时候,张闻天总是乐观地对人们说:我们的党经过艰苦曲折的过程,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领导人,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我们不但能战胜长征路上的危难,而且能够克服今后革命路上的种种困难。”这些话恐怕只能是作者的想象或延安整风后才有的提法,当时大约是不可能发生的。该书既然肯定遵义会议已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那还谈什么张闻天“负总责”和“在总书记岗位上”。博古的总书记本来是完全有职有权的,遵义会议对这个岗位的权限也没有做出特别决定,甚至连暗示都没有,为什么张闻天一接手就变成了挂名的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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