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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丝绸之路”上的大国暗战:中美俄在中亚的博弈(1)

2015-05-27 17:03:38  高飞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参与评论()人

三角关系的研究起源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领域,国际关系学者借用其联盟理论和结构平衡理论模型解释国际关系并获得了成功。1970-80年代,国际关系学者对大三角关系的解析是最典型的代表。在冷战时代,“大三角关系”特指两极对抗下的中美苏三方关系。“大三角关系”以实力为基础,以战略依存为主要特征,任何两国关系的变化,不仅意味着对第三国安全的威胁,也影响到整个世界局势的和平与安全。冷战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苏联解体、两极对抗格局不复存在,然而中美俄三国仍然在当代国际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2008年8月俄格冲突后,“新冷战”成为人们议论的热点话题,冷战会在美俄两国之间重新爆发吗?中美俄之间会像冷战时代一样形成新的三角制衡吗?与此同时,由于阿富汗局势恶化以及能源安全问题上升,近年来中亚已经成为中美俄战略、安全、经济关系的交汇点,本文拟沿用三角关系的模型和理论,以中亚地区博弈为切入点分析冷战后中美俄关系的特点。

一、大三角关系的界定及模式

在国际关系中,存在着三个行为体之间相互作用和反作用的现象,一般称为三角关系。国际关系中的三角关系指的是在一个由三个国家构成的系统中,其中一个国家的行为会对另一个或两个国家的行为产生影响,或其中一对双边关系的变化会导致另一对或两对双边关系发生变化的互动关系。

国际关系中的三角关系是主客观相结合的产物。它具有三种基本内涵:作为客观存在的三角关系-三角关系的客观规律;作为手段的三角关系-三角策略;作为目的的三角关系-三角理念。客观存在的三角关系是基于国家实力的自在三角,是对权力结构的客观描述。主观表达的三角关系,通常指一国对外战略或策略的选择。

社会学的联盟理论和结构平衡理论深深影响了国际关系中三角关系的研究。联盟理论认为,权力分配决定谁与谁结盟。结构平衡理论认为,在三角关系中由于国家追求(势力均衡)认知的连贯性,一对双边关系的命运往往取决于另外两对双边关系的性质。作为联盟理论的主要支持者,卡普罗认为,“联盟的形成取决于三角关系中的权力分配。”如果A强于B和C,B和C的实力接近,那么结果就是B和C结盟;当ABC三者实力相当时,任何结盟都是可能的;当A相对弱小,而BC实力相当时,A和B或A和C结盟都是可能的。迪特默从理性选择的角度研究三角关系,并将其视为一种跨国的三方游戏。他将三角关系归结为三种类型:(1)“三角家庭”,其中三个行为者彼此之间都表示友好;(2)“浪漫三角”,其中一者对其余两者表示友好,而其余两者却相互敌对;(3)“稳定婚姻”,两个行为者之间是友好的,但是它们都对第三者表示敌对。约翰·卢尔克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第四种模式“单元对抗”,即所有三者彼此之间都是敌对的。这四种模式基本上概括了三角关系的所有类型。

冷战期间的“大三角关系”既是国际权力分配的客观体现,也是中美苏三国主观政策和理念选择的结果。美苏两国是超级大国,中苏分裂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表明中国已发展成国际关系中的一支独特力量。在外交实践中,中美苏三国事实上都不同程度利用了大三角关系服务于自身利益。大三角关系的三种模式在此得到体现。“稳定婚姻”模式,例如,1950年代中苏两国结盟,共同制衡美国;1970年代中后期,面对苏联在世界各地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中美开始改善关系,并事实上结成“一条线”反对苏联霸权。“浪漫三角”模式,例如,1970年代初,在基辛格的运筹下,美国在中苏之间“先饮茅台酒,又喝伏特加”;1980年代初,中国对美苏采取等距外交-与美国“拉开距离,不搞战略关系”,与“苏联改善关系,但不参加'大家庭”'。“单元对抗”模式主要体现在19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恶化,中国提出“两个拳头打人”,同时反对美帝和苏修,而美苏关系也未得到根本缓和,从而出现了大三角彼此对抗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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