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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代核潜艇研制历程:毛泽东给予特别关照

2015-03-04 10:23:34    中华网论坛  参与评论()人

406号弹道导弹核潜艇

406号弹道导弹核潜艇

潜艇的远航能力是衡量潜艇作战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然而潜艇体积的限制和对燃料的消耗,使潜艇的优点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核潜艇以核动力推动,由于核燃料能量非常集中,用量极少就可以获得巨大的能量,一公斤铀完全分裂可产生的能量相当于2700吨优质煤或相当于2100吨燃油充分燃烧后得到的能量。因此,核潜艇只需携带很少的核燃料就可完成漫长的远洋航行;它长期潜伏的能力和神出鬼没的机动作战能力也会令水面舰艇大伤脑筋。现代弹道导弹核潜艇具有陆基战略武器无法比拟的“第二核打击力量”的优点。核潜艇的战斗力和生命力相对于常规潜艇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

1958年6月,国防部聂荣臻元帅办公室。一份外军情报汇总和几则外国电讯放在办公桌上。聂荣臻元帅认真地读着。美国“鹦鹉螺”号核潜艇从1954年初下水,到1957年4月第一次更换燃料棒时为止,总航程达6万多海里,其间大部分是潜航,“鹦鹉螺”号仅消耗了几公斤铀;而常规潜艇航行同样的距离,要消耗大约8000吨燃油。运输这么多燃料需要217节油罐车,所组成的列车长达3.2公里,要耗费197万美元。美国海军披露,“鹦鹉螺”号在历次演习中遭受了5000余次攻击。据推演,若是常规动力潜艇,它将被“击沉”至少300次以上,而动作迅速的“鹦鹉螺”号仅被“击中”3次。“鹦鹉螺”号展示了核潜艇的作战能力以及令人恐惧的隐蔽性和灵活性。核潜艇拥有绝对的报复力,有了绝对的报复力,国家才有绝对的安全。至少美国人是这么认为的。

1958年6月13日,原子能研究所的重水反应堆达到临界。随即,聂荣臻元帅邀请海军政委苏振华、副司令员罗舜初、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一机部副部长张连奎、二机部副部长刘杰、国防部五院院长钱学森、副院长王铮等部门领导同志和有关业务部门负责同志就研制导弹核潜艇问题进行了座谈讨论,6月27日,以聂荣臻的名义向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呈送了《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6月28日,周恩来在报告上批示:“请小平同志审阅后提请中央常委批准,退聂办。”次日,邓小平仔细审阅报告后批示:“拟同意,并请主席、彭总阅后退聂。”毛泽东和彭德怀也随即圈阅了这个报告。审批速度之快,大大出乎聂荣臻的预料。报告重新回到聂荣臻的办公桌上。一项事关海军建设大局,也关系到国防现代化建设大局的重要尖端技术工程就这样拍板了。

报告中说:

我国的原子反应堆已开始运转,这就提出了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和原子动力利用于国防的问题。……考虑到国防的需要,本着自力更生的方针,拟首先自行设计和试制能够发射导弹的原子潜艇。

计划要求,以苏联641型潜艇(1800吨)的资料为基础,先设计研制2500吨的原子潜艇,然后再设计5000吨的,争取在1961年10月1日前下水。

于是,在1958年7月成立了以罗舜初为组长,张连奎为副组长,刘杰、王铮为成员的四人领导小组,策划和组织领导这一工作。下设总体、动力、武器、电子4个设计分组。核潜艇总体设计分组设在海军,由海军和一机部共同组建,负责拟定核潜艇战术技术性能方案以及艇的总体研究设计和任务安排落实。核潜艇动力设计分组设在二机部,由二机部原子能研究所组建反应堆工程研究室潜艇反应堆设计组,负责潜艇核反应堆和一回路系统的研究。国防部五院负责战斗导弹的设计。这样,意义深远的中国核潜艇的研究探索工作就秘密地开展起来了。

中国人自己研制核潜艇,在很多人看来,真可谓是“天方夜谭”。因为在这之前,中国的常规潜艇还处于襁褓之中。

1953年夏,中国海军才拥有第一艘常规潜艇。1949年,毛泽东主席、周恩 来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国出访前苏联,通过和斯大林及前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会谈,达成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收回了被沙皇俄国掠夺了50多年的天然良港旅顺的主权。就在旅顺港回归祖国的时候,前苏联政府决定赠送一艘潜艇给中国海军。这艘前苏联潜艇属于C型潜艇,其服役年限已过60年,浑身伤痕累累、锈迹斑斑,而且“缺胳膊少腿”,并失去了自身动力,根本无法航行。尽管如此,我海军还是如获至宝,在绝密的情况下,从旅顺用拖船将这艘无法自行的潜艇拖运到青岛港。尽管如此,人民海军总算有了走向海洋的第一代现代兵器。1954年6月19日,我国又从前苏联购买了两艘旧式潜艇,分别命名为“新中国11号”和“新中国12号”。同年7月又购买了另外两艘斯大林级(C级)中型潜艇,排水量860吨,命名为“国防21号”和“国防22号”,。之后,我船舶工业就开始了常规潜艇的仿型设计、建造工作。直到1969年5月,我国海军才正式用上了全部由国产材料、设备建造的常规潜艇。

在连常规潜艇都不能自主研制的情况下,上马研制导弹核潜艇,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当时,核潜艇的研制是和其他核武器的研制同时进行的,最大的困难是缺乏懂核技术的人才。除了少数几个科学家懂得核科学之外,大多数科学工作者对核的了解还很肤浅。而美国和前苏联虽然已经制造出了核潜艇,但其技术属于高度核心机密,中国根本不可能得到。我国核潜艇在研究之初,研究人员手中只有两张外国杂志上发表的有些模糊的核潜艇外形照片,至于核潜艇的内部结构和核动力装置,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研究人员不仅缺乏起码的关于核潜艇的资料,而且当时的研究条件极为落后,没有高性能计算机,也没有先进的测量仪表。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当时我们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借鉴。偶然发现有人从境外带回一个玩具潜艇,我们也反复揣摩、研究,想从中得到某种启发。”

1958年7月党中央批准研制核潜艇,并以海军为主组建“总体设计”分组,以二机部为主组建“核动力设计”分组。

地位特殊的“造船技术研究室”

1958年7月18日,根据海军罗舜初副司令员的指示,海军舰船修造部薛宗华副部长受命组建核潜艇总体设计分组。组长由薛宗华副部长兼任,副组长由一机部九局王星朗同志担任,海军政治部调曹磊同志任党委书记,人员从海军舰船修造部系统和一机部九局系统调集。办公地点设在海军领导机关所在地海军大院内的70号楼。

不久,从海军舰船修造部系统调来的人员也陆续来报到,还有从大连二海校和上海交大分配来的刚毕业的大学生,连同先前来的一机部九局的人员,核潜艇总体设计分组的“架子”就搭起来了。后来,也就是1959年4月,又从上海船舶学校分配来了一些中专生,总体设计分组的人员进一步扩大了。

核潜艇总体设计分组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每天早晨大家一起出早操跑步时,海军大院内的操场上就多了一支既有穿海军服,又有穿便服的特殊队伍,这自然引起了大院内人们的注意,但人们并不知道这支新队伍是属于哪个单位的?他们是干什么的?就连海军舰船修造部的同志们也不知道。

核潜艇总体设计分组组建后,该称它什么单位呢?“对外总该有个名称吧!”薛副部长对其秘书陈谭生说。再说没有名称,办什么事都挂靠在修造部的账上不方便,薛副部长问陈秘书有什么建议。

陈秘书略加思索后说:“修造部已有个设计室,我们就叫第二设计室行吧?”薛副部长说:“不妥。因为我们这个新单位不属海军修造部建制,不能戴海军修造部的帽子。再说戴上了海军修造部的帽子权力小了工作不方便,开门见山直话直说,就叫造船技术研究室吧!”陈秘书说:“是否太笼统了,没把研究什么说清楚。”薛副部长说:“笼统点好,利于保密。”

就这样,把单位对外的名称叫做“造船技术研究室”。薛副部长又说:“产品代号呢?”陈秘书说:“中、苏《六四协定》转让制造产品的代号是从'01'排到了'O5','O6'和'O8'也有主了,我们顺着叫'07'吧!”薛副部长表示同意。

从此,海军大院就多了一个“小老大”--“O7”。排在海军首脑机关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干部部、舰船修造部、工程部之后,造船技术研究室恰巧也是排行第七。由此,“造船技术研究室”也叫“O7研究室”。后来“07研究室”设计的核潜艇也被称作“07核潜艇”。

组建之初,“造船技术研究室”下设船体、机械、电气3个组。船体组组长为张景诚,来自上海船舶设计院,他是上海造船界的前辈;副组长为李建球,来自海军舰船修造部,他刚从苏联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捷尔任斯基高级海军工程学校造船系深造毕业回国。机械组组长为陈志捷,原为上海江南造船厂设计科科长;副组长为陈春树,来自海军修造部驻江南造船厂军事代表室。电气组组长为林龙济,来自上海船舶设计院;副组长为郭作东,来自上海沪东造船厂军事代表室。

“造船技术研究室”还设有两位技术秘书。一位是来自一机部九局的章光坚同志;另一位技术秘书是刘馨同志,他来自上海江南造船厂军事代表室。海军政治部另调胡国忠同志任政治助理员。“造船技术研究室”就在薛副部长的亲自领导下开始了我国核潜艇的研究发计工作。

因为海军大院70号楼一层为海政文工团军乐队,军乐队每天都要进行排练,这就影响了楼上“07研究室”的正常工作,所以不久后“07研究室”就搬迁到了海军大院内的5号楼。5号楼也为二层楼房,全归“O7研究室”使用。到了l962年4月,“07研究室”又从海军大院搬出到市内北太平庄的一座院子里独立了,据说这座院子原是铁道部的一所学校。

 原子能研究所

1958年8月,二机部由白文治负责从原子能研究所选调有关科技人员组成调研组,开始只有五六人,后来十几人,其中包括连培生、赵仁凯、李乐福、周永茂、韩铎、孟繁苏等,他们经过两个月的广泛调研,查阅大量文献、资料、报刊,获得了蛛丝马迹的信息。

期间,二机部党组研究决定,由原子能研究所承担潜艇核动力的研制任务。刘杰副部长在向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李毅交代任务时说:

你们原子能研究所的“能”字,今后就是要进行动力堆的研究设计工作。

李毅回所向所党委汇报后,大家很受鼓舞,都感到承担任务非常光荣,并决定由李毅和彭桓武牵头组织实施落实。

在当时,不要说核潜艇了,就是常规潜艇在原子能所也是无人见过。为了有一点感性认识,在海军司令部的安排下,李毅带领有关的科技人员,到上海造船厂登上常规潜艇,实地参观体验了一番。

9月23日,在海军总部(北京公主坟什坊院20号)召开了第一次分工协作会议,主持会议的是海军舰船修造部副部长薛宗华,出席会议的由海军4人,一机部6人,二机部3人,原子能研究所2人,分工协作表中列有原子能研究所负责一回路(核动力堆)包括物理设计、初步设计、技术设计、施工设计、试验调整以及燃料元件试制等。联系人为李毅和李乐福。

10月,原子能研究所扩建机构,在原有8个研究室的基础上又增设了8个研究室,其中十二室是反应堆工程研究室,由连培生任主任,屈智潜任副主任,下设五个研究大组,第五大组是潜艇核动力装置设计组,代号“07”设计组,组长赵仁凯,副组长李乐福。前四个大组分别是热工水力组、工程试验堆设计组、快堆筹备组和自动控制组。

原子能研究所承担“07”任务后,没有成立专门的管理机构,而是以十二室潜艇核动力装置设计组为中心(称为“龙头”),以十二室为主体,以所内有关研究室、组为支撑,充分发挥原子能研究所多学科和综合性的优势,例如二室承担了堆物理和堆屏蔽方面的研究任务;四室承担了理论计算的任务;六室承担了燃料元件试制和结构材料的辐照检验任务;十二室自身承担了工程试验堆的设计、热工水力实验室的建设以及自动控制的研究;十三室承担了核电子学方面的研制任务。

核潜艇设计方案

当时,同志们的政治热情和工作热情都很高,他们顽强地学习着,工作着。除白天工作外,大家每晚都工作、学习到10点多钟才回宿舍就寝,就从各种资料中寻找核潜艇技术的蛛丝马迹。

“造船技术研究室”成立后,立即开展了针对研制核潜艇的探索性研究工作:学习、消化苏联“转让制造”产品的设计资料和设计指导性文件;查找和收集国外有关资料;分析核动力潜艇与常规动力潜艇的不同点,并列专题开展研究;进行总体方案构思;草拟主要配套设备清单及技术要求等等。

经过短短3个月的奋战,“O7研究室”于1958年10月13日提出了5个设想方案,其中有3个方案是常规线型,2个方案为水滴型。原子能研究所与一机部三局对核动力装置计算出34000、40000、60000千瓦三个方案。最后,在此基础上产生了“1958年方案”。设计方案为水滴线型核潜艇,排水量为3000吨级,反应堆功率180000千瓦,主机功率34000马力,航速25节,下潜深度300米,水下发射导弹。计划1961年10月1日下水。在经国防科委组织审查后,呈报中央军委审批。

当时,我国虽然在海军和原子能研究所都成立专门研究机构,并已经开始批量建造苏联转让的“03”型潜艇,但要完成和实现核潜艇的总体设计,尤其是动力堆的设计,困难还是很大的。毕竟当时我国的科学技术比较落后,工、比基础薄弱。严格地说,当时中国研制核潜艇的条件尚不具备,因此“造船技术研究室”和原子能研究院设想能从苏联得到技术援助。7月19日,罗舜初、张连奎在报告中也提出:

“虽然已自力更生为主,但某些关键问题需请苏联帮忙。”

当1958年9月获悉,海军收到苏联方面的邀请,苏联方面提议我国政府在10月至l2月间派出代表团赴苏谈判。薛宗华副部长就抓紧时机组织力量努力去完成核潜艇方案的准备和探讨工作,以便让代表团带去向苏方请教。

 寻求苏联援助碰壁

1958年10月24日,海军代表团启程访苏。代表团以海军政治委员苏振华为团长,刘杰、方强、张连奎、刘秉彦为副团长。原子能研究所的堆工专家包括连培生,屈智潜、赵仁恺以及反应堆理论物理学家黄祖洽的参加了代表团。为了争取援助,经中央军委同意,准备把“1958年方案”提交苏方,并准备了一些问题,以便向苏联同行请教。

海军代表团在莫斯科经过了两个多月的马拉松式的谈判,在核潜艇方面毫无进展,苏方甚至说不知道苏联已有核潜艇。代表团不仅未能登上苏联核潜艇参观,而且也未能接触到苏联的核潜艇专家,只被安排参观莫斯科近郊的试验性核电站和到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参观“列宁号”原子破冰船。不过通过对破冰船压水堆的参观,代表团的堆工专家们得到了不少启发和收获。至于代表团带去的初步设计方案和若干技术问题,直至l959年1月中旬,苏方表示愿意在专家知识范围内给予帮助。最终,1959年2月4日,中方与苏方签订了提供部分海军舰艇建造技术的协定,这就是后来大家熟知的“二四协定”。

1959年4月上旬,我国政府收到了苏联政府的书面意见。针对我方提出的核潜艇战役战术任务方案和总体设计等方面的问题,苏联提出了22条意见。其中有19条意见在大的方面能给予我们启发和指导,另有3条结论性意见对我们有鼓励,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对反应堆提出来38条意见,对导弹控制方面也提出了一些意见。

按照“造船技术研究室”李建球同志的说法,苏方认为我们的方案没有“原则性”错误,只是核潜艇的排水量“小了点”。对苏方的这种答复,当时我们是很满足的。关于潜艇的排水量“小了点”的问题,那是意料中的事。因为那时我们对核动力一无所知,后来经过研究工作的逐步深入,才真正地认识到当时提出的排水量数据岂止“小了点”,简直是“大大地小了”。

 自力更生

1959年9月赫鲁哓夫再次来华,周恩来与聂荣臻在同他的会谈中提出,希望苏方不要中断援助中国协定中规定的项目,并再次提出核潜艇的技术援助问题。赫鲁晓夫说:“核潜艇技术复杂,你们搞不了;花钱太多,你们不要搞”。核潜艇方面苏联拒绝提供援助,激怒了毛泽东主席。他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这就是说,中国只能丢掉幻想,立足国内,完全依靠自力更生进行核潜艇研制。

1959年开始,在总体设计方面,“造船技术研究室”开展了进一步的探讨和深入的研究工作。实际上,有的工作从1958年11月就已经开始。经过不懈地努力,使核潜艇的总体方案设计逐步转到第一稿的初步设计。

这一阶段的工作主要有:其一,论证核潜艇上主要配套设备的技术要求,并全面铺开协作挂钩,其重点是核动力装置系统。其二,继续开展核潜艇的关键技术专题研究。其三,探索和开展利用国内现有设备进行总体性能考量与定性试验研究,派出彭应声同志带领徐瑾同志利用北大风洞进行操纵性定性试验,派出黄旭华同志带领崔继钢同志利用上海交大水池进行快速性定性试验。其四,探索总体性能和结构强度的模型试验技术,完成了压力试验筒的方案设计。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1959年底,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分配来了吴廷国、季克勤等一批学员。他们把邓三瑞老师组织该院造船系应届毕业班学员,结合毕业设计承担的一种小型水滴型潜艇的模型试验艇的航行试验任务也一起带到了“造船技术研究室”。虽然吴廷国、季克勤等同志的档案已到“07研究室”,人员仍在旅顺执行该模型艇的航行试验任务。试验艇于1959年7月至l960年1月在旅顺进行了水面航行试验和水下定深航行试验,“造船技术研究室”曾派人参与了试验,初步获得了水滴型的水下操纵性感性认识。“造船技术研究室”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于1960年3月完成了“07”初步设计第一稿方案的设计,按照这个方案,排水量增加,总进度调整到1964年10月1日下水。

1960年,海军又提出“以堆为纲,船、机、电、弹紧紧跟上”的方针。这个方针无疑是正确的,核动力反应堆是核潜艇的心脏,没有核动力,也就没有核潜艇。原四人领导小组扩大为以苏振华为首的12人领导小组。一机部开始了反应堆外壳,热交换器,高压密封泵,主辅透平,自动控制元件,反应堆控制棒传动机构和高压闸阀的设计试验。

在动力堆的研究设计方面,1959年上半年,原子能研究所十二室第五大组潜艇核动力装置设计组已经发展40多人,另外还有一机部第四设计院22人和哈尔滨军事是工程学院师生22人来所参加协作。艇核动力装置设计组下设理论、新材料、器材、动力装置、自动控制仪表、运行方式、剂量、堆化工、陆上模式堆等10个组。4月,十二室提出了潜艇核动力堆(代号195)设计总进度计划纲要。

1959年初,二机部派孟戈非来原子能研究所抓“07”工程,交代按局级干部待遇。李毅建议就安排其任副所长吧,干部局不同意。为了便于他工作,原子能研究所安排他任十二室副主任。孟戈非是长春汽车厂的一位老干部,解放后曾上过夜大学习,虚心好学,对这种安排没有计较。后来原子能研究所成立反应堆工程研究部(最初称“堆工线”),又安排他和连培生为负责人。

代号“09”

正当“O7核潜艇”的研究工作逐步深入的时候,一场政治风暴彻底剥夺了薛宗华副部长领导研制核潜艇的权力。

1959年8月,庐山议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右倾机会主义时,据说海军舰船修造部薛宗华副部长曾不经意地脱口说了句“这下捅了马蜂窝了”的话,而受到了批判。l959年12月,海直党委组织机关团以上干部对薛副部长进行了公开批判。在批判薛副部长的会上,有人无意间泄露了“07”的秘密。1960年,薛副部长被错误地处理到上海江南造船厂任生产副厂长,负责军工生产。随后,核潜艇工程代号由“07”改为“09”,这年1月26日,海军下文件将研究室的“07”代号改为“09”。

薛副部长调离海军司令部后,海军舰船修造部就把正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海军工程系学习进修的周圣洋同志调来担任“造船技术研究室”领导。不久,曹磊书记病故,海军政治部调苏平同志任研究室政委。

在中央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下,针对核潜艇工程探索研究丁作过程中提出的设计指标是否过高的问题,设计方案是否符合国家工业水平的问题,l961年4月周圣洋同志亲自组织了一个小组先后到渤海造船厂了解基建情况和生产规模,到大连造船厂调查生产条件和生产能力。另派员参加了由海军牵头、一机部和二机部参加的调查小组,专门对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厂、哈尔滨汽轮机厂、哈尔滨锅炉厂、齐齐哈尔钢厂、沈阳水泵厂、华东开关厂等工厂的生产条件和生产能力进行了调查。于6月派人到鞍钢调查了解高强度合金厚钢板和大型号球扁钢的生产能力。通过以上调查,在原设计方案的基础上,修订了部分技术指标,新调整了核潜艇设计方案:重动力堆由双堆改为单堆,堆功率由180000千瓦降到110000千瓦,主机功率由34000马力改为22000马力,航速由23节改为19节。这样,“09造船技术研究室”于1962年3月完成了核潜艇初步设计基本方案初稿的设计。

原子能研究所从1958年开始,经过3年的努力,由二室堆物理、堆屏蔽研究组与四室理论组合并组建的堆物理研究室与1960年4月1日建成“东风3号”零功率堆,并达到临界,这座堆专门用于潜艇动力堆的模拟实验,并提供了第一批实验数据。该堆的燃料元件是由李林领导下的六室元件组研制的。屏蔽组在星期日加班做实验时,组长丁光宁推动实验水箱后,支架扭曲倾倒,将其砸成终身瘫痪。

十二室工程试验堆设计组于1959年末,完成了小型工程试验堆(代号“49-2”,游泳池式轻水堆)的设计,1960年1月破土动工,1964年12月20日达到临界。十二室热工水力组于1960年末建成了代号为“47-2”的高温高压热工水力实验室,为“09”热工水力实验提供了条件。“09”设计组于1959年10月,提出了潜艇核动力陆上模式堆(代号“196”)工程建设任务书,1960年5月17日经二机部正式批准,并决定“196”路上实验基地建在甘肃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内。1960年6月30日,“09”设计组又完成了潜艇核动力堆的初步设计草案,经十二室和原子能研究所组织审查,于7月29日以绝密文件上报二机部。上报前,李毅代表党委对初步设计做了谨慎的说明。报告中说明:

本工程设计工作到目前为止,基本上所有各项需要试验试制的工作尚未得出初步结果,没有试验依据,有些试验项目工作目前尚无条件进行。因此本“设计草案”仅能认为是依据这一年来在二机部党组领导下从无到有,经过了探索研究,初步的理论计算和考虑到国内实际情况,目前暂定出的一个作为我们自己和与我们合作的各有关单位共同研究讨论的一个“初步草案”,尚不能算作正式的初步设计。

该方案设计当时是作为草案上报的,但在后来的实践中,没有什么重大的反复,这证明它在总体上是可行的。这为以后的研制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曲折的研制历程

正当核潜艇研制工作从理论探索转到具体研究设计和开展试验研究阶段时,1960年8月苏联撕毁了全部协定,撤走了全部在华专家,完全断绝了对中国的援助。与此同时,中国发生了连续3年的自然灾害,整个经济建设处于最困难时期。

聂荣臻及时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研究新形势下如何发展国防尖端技术。他表示:“核潜艇工程不宜下马,必须坚持下去!”舰艇研究院院长刘华清、政委戴润生也建议:“核潜艇工作不能全部下马,否则,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而且技术队伍也将散失,以后再重新上马,困难更多。”终于,这一意见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支持。聂帅批示“进度要适当放慢”和“保留研究骨干力量,继续坚持以动力为中心的'O9'研制工作”。

为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国民经济建设调整方针,在武器研制方面,国防科委相应地提出了“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的方针。这样,核潜艇研制本着少花钱、少用人的原则,集中力量于几项技术复杂、周期长的关键项目攻关,其它项目暂时停止,从而保证了研究工作的继续。

1960年末,二机部部长刘杰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设计院院长冯麟,原子能所副所长李毅,由孟戈非汇报'09'工程的进展,当他谈到潜艇核动力的体制和解决措施时,刘杰插话说:“怎么?'09'在院子能所干不下去了?”当孟戈非提出建立反应堆管理机构时,刘杰说:“目前全国的经济形势很困难,中央提出要精简机构,现在成立新机构不可能。”最后,刘杰对孟戈非说:“你带上'09'设计队伍到设计院行不行?总之,现在不能建立新机构。”“依我看无论是生产堆也好,动力堆也好,反正是堆嘛,'堆'在一起就是了,就这样定了,老冯还有什么意见?”

1961年1月,孟戈非带上原子能所十二室第五大组的设计队伍合并到了研究院。不久,又划归到了二机部十局(设备局),冯麟任局长,于荣光、孟戈非任副局长。同年8月,赵仁凯、李乐福、彭士禄、韩铎四人联名向二机部写报告,要求回到原子能所。9月12日,二机部部长刘杰主持会议讨论09组织领导问题。根据这次会议的决定,09设计队伍回到原子能研究所,赵仁凯被留下从事反应堆的攻关。

原子能研究所于1961年11月14日成立专门从事潜艇核动力研究设计的研究室,代号47-1,由原十二室二大组组长彭士禄任主任。

当时全国经济条件十分艰苦,原子能研究院也不例外。据彭士禄回忆,潜艇核动力研究设计研究室共五十多人,超过80%人员得了浮肿病或者因为转氨酶偏高而戴上肝炎疑似的帽子。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室也没有一个人请假休息,而是怀着一定要研制出潜艇核动力装置的决心拼命工作。当时大部分同志只懂俄语,为了借鉴国外核电站、核商船的技术资料,他们还要抽出时间努力学习英语。“大家抱着'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决心,自觉地培养和锻炼自己的意志,一股劲头,咬紧牙关,克服暂时的困难,真正做到'坐下来,钻进去,入了迷'而忘我工作”。此外他们在调研文献的同时,在全室进行了核反应堆工程和核动力理论的专业培训,以能者为师,开设了反应堆物理、热工水力、堆结构、自动控制和动力装置等课程,以提高全体人员攻关能力;同时组织人员下厂调查国内有关工业的制造能力。

到了1962年,由于国家经济困难,浓缩铀供应不足,核潜艇研制工作被迫下马。海军党委和二机部党组1962年7月20日的报告中写道:

实验基地(陆上模式堆)的建设工作停止进行,筹备机构撤销。

设备试制和新材料试制工作基本停止进行,但对几项技术复杂,研究试制周期很长的关键项目,并且业已投资大半,取得一定成绩的,如反应堆压力壳,不锈钢吸管等,在近几年不再花钱的情况下适当保留,以便继续进行必要的研究试验工作。

三、二机部动力堆的设计机构(66人)人员可适当精简,去弱留强,作为原子能研究所的一个动力堆研究室,坚持进行研究设计工作,逐年稳定发展,近几年内,应以理论研究和实验为主。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审批了这个报告,决定先集中力量搞原子弹、氢弹,导弹核潜艇项目先暂时下马。并明确指出:科学研究是长期任务,应该保留一部分少而精的骨干力量,集中研究解决核潜艇的一些关键项目,以便发展已有的研究成果,并为下一步恢复研制做准备。

面对这个无可奈何的选择,大家默然无语。陈毅元帅还是舍不得下马,提出:“我不赞成这方面的缩减,而赞成继续进行钻研,不管要八年,十年或十二年,都应加紧进行。” 然而,无论人们的主观愿望多么美好,以当时的国力确实无力同时支撑原子弹和核潜艇这两个大摊子,核潜艇工程最终还是下马了。

1962年“造船技术研究室”整编,除保留部分总体人员和核动力装置人员配合二机部原子能研究所动力反应堆设计室工作外,其余人员分别调到有关单位,参加常规动力潜艇的试制工作。核潜艇的研制任务从此被调整为暂缓进行。

1962年12月14日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周恩来总理任主任,成员有副总理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以及中央军委、国务院有关部委的负责人。

1963年3月19日,中共中央专委会议决定:研究原子能反应堆的技术班子,仍保留一定人数的人员在二机部,不应拆散。6月17日,海军和二机部建议由原子能所潜艇核动力堆研究室和国防科委“09”研究室及七院三所三十五研究室合并,组成潜艇核动力工程研究设计所,即国防部第七研究院第十五研究所(715所)。中共中央专委8月15日第六次会议“决定将二机部的55人合并到七院”。11月,彭士禄带上47-1研究室的研究设计队伍告别了原子能研究所。

1964年11月,715所划归到六机部领导,1965年1月,六机部将715所划归二机部,1968年2月,715所又回到第七研究院。1770年2月,再次回到二机部。

从1961年到1970年的10年间,潜艇核动力研究设计队伍的领导隶属关系共变更8次!他们就像一个巨大的球,在原子能研究所和二机部设计院之间,在二机部、国防科委、六机部之间往复滚动,动荡不定。

来自罗布泊的春风

1964年10月,战胜3年自然灾害的中国人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蘑菇云在中国西部罗布泊上空冲天而起,大大地增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大地提高了中国科学工作者的自信心。

1965年春节前一天,于笑虹和六机部部长方强和舰艇研究院院长刘华清 开会时,谈起了爆炸成功的原子弹,谈着谈着,居安思危、为国分忧的强烈愿望被勾引了出来。他们想到了已下马两年多的核潜艇工作,不禁感叹万分。 散会时,刘华清院长对于笑虹说,“是啊,我们是个大国,有着广阔的海域, 海岸线长达 18000 公里,沿海岛屿有 6500 个,没有航速高,航程长的核潜艇,无论如何也是不行的!这些年,我们欠下了海军这笔帐,真叫我们时时惊恐 不安哪--这样吧,于笑虹同志,我们回去研究一下,写出个报告来。”

第二天,也就是1965年春节,于笑虹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不顾节日的繁忙,将黄旭华、钱凌两位专家请到家中。一见面,于笑虹就对他俩说:“原子弹爆炸成功,是一股强劲的东风,我们的核潜艇研制工作,要借这股东风把它促上去。”这同样是俩位专家积蓄已久的愿望,一经于笑虹的引爆,瞬间沸腾起来:“啊,这可太好了!这们早就盼望着这一天了!”“是的,我们早就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终于就要来了,就要到来了!”

与此同时,全国人民在党中央领导下,贯彻调整方针,依靠自己的力量,终于战胜了3年自然灾害,使国内经济形势有了明显好转。我国还成功地发射了自行研制的第一枚中近程火箭,仿制改进的鱼雷快艇、导弹快艇、猎潜艇和中型常规动力潜艇也相继取得成功。这标志着全面进行核潜艇研制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

1965年3月13日,第二、第六机械工业部党组联合向中央专委写了关于核动力研究机构划归二机部领导和七院成立核潜艇总体研究机构的报告。周恩来总理于3月20日召开了中央专委第十一次会议,研究二、六机部的报告,批准核潜艇工程重新上马,并要求二机部负责在1970年建成陆上模拟堆,下半年提出具体规划报中央专委。周恩来在会议上说,“核潜艇是高、精、尖技术,一旦上马,各项工作必须紧紧跟上,计划要周密、措施要落实。要多动脑筋。充分发挥创造精神。没有创造性的工作,任务是无法完成的。”

核潜艇工程终于重新上马,两年前保留下来的种子终于又有了破土而出的机会了!曾经参与核潜艇工程的科技人员奔走相告,庆祝这来之不易的决定。是啊,有谁能够比此时的他们更高兴呢?工程下马的两年间,他们依然对核潜艇事业依然充满热爱。

从实际出发

我国的核潜艇工程重新上马之时,世界主要军事大国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已经研制出来并装备海军部队,我国国防科技与世界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二机部、六机部根据中央专委第十一次会议决定精神,经过反复论证认为,导弹核潜艇必须装备的潜地导弹及其武器系统的研制十分复杂,核潜艇本身以及与导弹配套的关键设备技术问题多,难度大,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解决,因此他们建议核潜艇研制分两步走:第一步先研制反潜鱼雷核潜艇,第二步再研制导弹核潜艇。于是他们又分别于1965年7月10日和7月15日向中央专委报告了关于研制核潜艇和核动力的具体建议。周总理于8月15日召开第十三次中央专委会,逐项研究了二、六机部的报告,基本上同意了报告提出的各项建议,并将形成的决定分别向有关部门发了7个通知。通知明确了关于研制核潜艇的三项原则:一是认真执行大力协同的方针;二是立足于国内,从现实出发,分两步走,先研制反潜鱼雷核潜艇,于1972年下水试航,再搞导弹核潜艇;三是第一艘核潜艇既是试验艇,又要在主要战术技术性能上力求配套,可以作为战斗艇交付使用。通知还对核潜艇研制的步骤、基本建设、经费和协作项目安排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对二、六机部提出的其他各项具体建议都规定了解决和落实的办法。从此,中国核潜艇工程经过几年停滞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又重新展开了。

1966年11月,科研部门完成了反潜鱼雷核潜艇总体方案设计,有关领导机关在审查方案设计时,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第一艘核潜艇就是常规潜艇加核动力,可以把现有的仿苏潜艇一分为二,中间加上核动力就可以了,主要是担心研制新设备多了,不能如期完成首艇研制任务;另一种意见认为,主张我国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应该是一个全新的创造,应该是集最先进装备于一身的平台,应该把正在研制和准备研制的较先进的设备用于首艇,以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12月7日,聂荣臻为此专门召会议听取汇报,并就上述问题当场与有关方面负责人研究作出决定。关于对核潜艇艇型的不同意见,聂荣臻肯定地说:“总体不要用常规潜艇的艇型,要重新设计,不然搞得两不像,又不像常规艇,又不像核潜艇。”关于是是先研制反潜鱼雷核潜艇,还是先研制导弹核潜艇的不同主张,聂荣臻明确指出:“就按专委批的先搞反潜鱼雷核潜艇,但七机部的导弹也要抓紧研究。”他很赞成边研究设计、边基建、边试制生产的方针,说:“科研、设计、生产就应该结合起来搞。你们在掌握进度时要注意,要在保证安全、保证性能的前提下求进度。”关于抓总问题,聂总根据大家的意见强调说:“抓总,就由科委、工办共同抓,潜艇由六机部抓总,核动力由二机部抓总,海军要协助各工业部、各研究院抓。”三天后,核潜艇研制方案设计审查会议在北京饭店召开。大家根据聂荣臻的指示精神,对设计方案和研制工作中的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将会议讨论的意见上报了中央军委和中央专委。六天后,中央专委便作了批复,同意方案设计,“有关科研协作任务及设备制造等问题,由国防科委会同国防工办协助六机部、二机部进一步落实。”

909基地

1965年3月20日中央专委召开第十一次会议,要求二机部负责在1970年建成陆上模拟堆,下半年提出具体规划报中央专委。中央专委批准,原国防科委七院715已由六机部划归二机部,编入二机部设计院,成为该院的第二研究所,对外称北京15所。周圣洋任主任,兼设计院副院长,彭士禄、赵仁凯任副总工程师。当时正值二机部“大设计院”的鼎盛时期,下设五个设计部,其中第五设计部为实验部,对外称北京堆工所或194所。二机部决定由原715所和194所在四川夹江合建包括196模式堆试验基地的综合性反应堆试验基地,基地代号909(715+194).后来,909基地脱离设计院,归二机部直接领导。从此,核潜艇动力工程再次上马了。但是,并非一帆风顺。、

首先遇到了清华大学的挑战。清华大学提出了一个被称为更先进的设计方案:“一体化”方案。7月28日,二机部由副部长钱三强出面,组织清华大学和二机部系统的有关专家进行分析论证。

清华大学的“一体化”方案,是将全部的核动力装置密封在一个容器里,优点是管道短,阀门少,设备布局紧凑,体积小,但其缺点也是很明显的,核动力装置的零部件成千上万,一旦有某个部件发生故障,就得开盖维修,而在放射性环境下进行维修是非常困难的。

二机部1965年方案在1958、1959、1960、1961年方案的基础上,先后已有七年的工作,已有一定理论和实践基础,经过不断修改,虽然主要指标低于1960年,但仍高于美国第一艘核潜艇的水平,经过数天的认真对比分析和辩论,大家认为二机部1965年方案更加稳妥可行。

9月3日,二机部批准成立“909”基地工程技术领导小组,由周圣洋、连培生任正副组长,张沛霖、籍孝宏、代传曾、赵仁凯、彭士禄、欧阳予、吕应中、陈正深、屈智潜、黄旭华、李彼德等。1966年3月25日又批准成立了“909”基地以温金德、周圣洋为正副组长的9人领导小组。后来又成立了“909”现场指挥部。接着遇上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风暴的冲击。1967年3月,二机部根据周恩来的批示,把北京十五所划归国防科委领导,“909”基地由反应堆工程综合基地改为“09”工程专用基地,仍有二机部负责建设。而北京堆工所则在山西选点另建堆工基地。

七一九所

中央确定了核潜艇的研制原则之后,要解决核潜艇总体设计中的基本问题。为此,核潜艇工程重新上马后,首先成立了负责核潜艇总体研究设计的七一九所。

1965年6月12日 以海军舰艇研究院(七院)一所二室为基础,组建核动力潜艇总体研究设计所(即719所)。毕业于苏联海军捷尔任斯基高级工程学院的夏桐担任七一九所所长。夏桐经历坎坷,他曾经给林彪当过秘书,但是在林彪大红大紫时,他没有趋炎附势,没有谋一官半职。“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因为在苏联留学和与苏联专家一起工作过的经历而被打成“苏修特务”,关进“牛棚”。林彪折戟温都尔汗后,夏桐心中十分坦然,因为他与林彪没有什么牵连,问心无愧。夏桐埋头于核潜艇工程的动力之源在于他对核潜艇事业的热爱。

七一九所刚组建时只有50万元的经费,这离专家们初步估算的700万元开办费不知道差了多少倍。可是,七一九所人凭着对核潜艇事业的执著,边组建,边工作,围绕着结构强度、流体动力、鱼雷发射、导弹潜射、水声设备、潜艇空气再生与净化、惯性导航等项目开展了鱼雷核潜艇方案论证。

根据七一九所的广泛论证和深入研究,确定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为声自导的反潜核潜艇。这艘核潜艇彩水滴线型,单轴推进,可在水下坚持几十昼夜,下潜深度和水下航速达到或接近国外同年代核潜艇水平。

另外,核潜艇制造厂也在紧张建设中。六机部部长方强签发命令,由侯君柱担任厂长。

克服重重困难

核潜艇研制工程虽然重新上马了,然而,集中了当今最先进科学技术的核潜艇在研制过程中,遇到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挫折。毛泽东、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专委对核潜艇的研制非常关心,千方百计地帮助解决研制中的困难。

当中央专委批准核潜艇工程第二次上马后,各有关部门提出的新建扩建核潜艇总装、核燃料元件、锆铅材料、鱼雷、导弹等生产厂,鱼雷、导弹、核动力躺置、导航、水声、通信等试验场、试验室,以及核潜艇基地等,基建施工力量不足,有关军区便派部队帮助施工。为满足核潜艇研制所需经费和物资器材的需要,中央专委批准把核潜艇研制作为重点工程进行优先保证。七院要求抽几名技术骨干和要一批大专学生充实科研力量,也很快得到周恩来批准,由高教部在三年内解决1500名大专毕业生问题。

在毛泽东、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专委的亲切关怀下,在各有关部门和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下,核潜艇工程顺利进行。

青衣江畔的核动力陆上模式堆

核潜艇技术研制极为复杂,全艇设备、仪表、附件达2600多项,4.6万多台件,电缆总长90余公里,管道总长30余公里。不仅要研制紧凑可靠的艇用核动力装置,选好适于水下高速航行的艇体线型,而且要装备保障艇员长期水下工作和生活的空调、空气再生、净化系统、水下导航定位系统、远距离隐蔽通信系统、水下远程警戒、搜索、侦察、通信、目标定位的综合声纳系统,以及与潜艇的作战使命相适应的反潜鱼雷武器系统。

然而,困难再多也吓不倒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他们在没有资料可以借鉴,研制设备不足的情况下,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发挥聪明才智,硬是解开了一个个难题,攻克了一道道难关。客观上,60年代和70年代我国的生产工艺比较落后,要想将这么复杂的工程一次研制建造成功,要想在核潜艇有限的耐压壳内布置数以万计的设备、仪表、附件,并通过管道、电缆把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困难极大。

怎样解决这个难题?719所的设计人员和核潜艇制造厂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办法,建造一个1∶1的核潜艇模型。两家密切协同,用一年多时间建造了一个1∶1全尺寸钢木模型。有了这个全尺寸模型,设计、安装人员和部队使用人员通过现场设计、模拟安装、模拟操作,反复推敲,不断调整,发现和解决了大量安装、维修、操纵等方面的问题,确定了全艇设备、仪表的布置,管路、电缆的走向及耐压艇体上1000多个开孔位置,保证了总体施工设计的一次成功。

核潜艇的心脏是动力装置。为了研制核潜艇的动力装置,核潜艇工程第一任总设计师彭士禄提出,先搞一个陆上模拟、定型,再原样复制到核潜艇上去。这个建议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最后,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元帅拍板,为了核动力潜艇一次建造成功,必须建立陆上模式堆。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解放军派出大批部队支援陆上核反应堆试验场的基本建设。到1969年下半年,共有上万军民云集西南某地,建设核潜艇陆上模式堆。

1970年4月,数万台设备、数不清的零件联在了一起,一个庞大、复杂、精密的核动力系统建成了。5月1日,陆上模式堆开始试车。试车结果表明:陆上模式堆工程良好,具备了开堆试验的条件。

至此,核潜艇研制已经基本通过了设计、安装、调试、操作四道关,就剩下最关键的试验关了。

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

1970年7月6日,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决定将启堆试验时间改为7月18日。

7月15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地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中央专委第13次会议,听取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关于陆上模拟堆启堆运行试验问题汇报。汇报由彭士禄主讲,聂荣致、叶剑英元帅参加。

听完汇报,周恩来说:“你们说已经过了设计、安装、调试、操作四关,剩下的是最关键的试验关,你们要注意,千万不要认为已经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了,不在乎了。哪个环节不注意,都有可能出问题。科学试验就是要有敢想敢干的精神,可能要付出牺牲的代价。只要你们尽一切可能努力了,就是失败,我也不责怪你们,总结教训再继续干。”

周恩来接着指出:“指挥一定要高度集中,要有'三性',各自坚守岗位,事故处理的次序、步骤都要准备好。”“要充分准备,一丝不苟,万无一失,一次成功。”

周恩来不仅主持会议作出重大研究试验的决策,而且还十分关心试验的每一步情况。他亲自指派飞机运送参试人员、询问气象情况,要求有什么消息要随时报告,确定启堆时间后须马上报告;启堆后,电话线路必须保持畅通。当接至报告启堆时间后,又给试验人员打来电话:“不要急,要仔细做工作,把工作做好为原则。”

陆上模拟堆启堆运行试验,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试验,也是一次向笼罩着神秘色彩的现代科学技术之峰的探险,是我国前所未有的开拓性探索。人们那种急切、激动、欣喜、担心甚至恐惧的心情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家面对着的是一个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出现的核潜艇动力模拟堆啊!是对“核老虎”的试验啊!而进行核试验中那些触目惊心的事故并不鲜见。

1970年7月18日18时,模拟堆开始升温升压,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反应堆的功率也在一点一点缓缓提升,在场的领导和科技人员都瞪大眼睛,观察着中心控制台那一排排熠熠闪光的信号灯和不停转动的仪表,观察着已经启动起来的反应堆。一个个操作人员瞪着明亮的眼睛,全神贯注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仔细地记录着各种试验参数,大厅气氛格外紧张。

就在同一时间,在北京中南海总理办公室里,周恩来通宵达旦,一连10多个小时,每隔一会儿就打电话询问试验情况。试验现场的信息通过国防科委及时报告到总理那里。当将测量仪表脉冲管漏水、停堆检修的情况和第二次升温升压的时间报告总理后,总理再次明确指示大家:“加强现场检查,越是试验阶段,必须全力以赴,丝毫不苟,才能符合要求,取得全部参数。”

之后,参试人员排除了故障,继续进行试验,至8月28日,反应堆达到额定功率,主汽轮机超过原定设计指标,核动力装置其他各项主要指标也基本上达到或超过原定设计指标。8月30日18时30分,负责试验的指挥长激动地宣布,反应堆主机达到满功率指标,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试验成功了,中国核潜艇的心脏如同饱经忧患的胎儿,终于分娩成功,诞生出世了。人们欢呼着,跳跃着,庆祝这一历史时刻的降临。

核动力反应堆试验成功后,即进行核潜艇的下水组装。

文革期间:核潜艇研制工作从未停止

当核潜艇研制工程按计划顺利进行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时间,一大批科学研究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被打成“反革命”、“资产阶级分子”,要求他们靠边站,把他们从科研和生产第一线赶走。陆上模式堆的建设受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开工两年多,仅完成总投资的15.1%,10个主要实验室一个也没有建成。科技工作者的热情被无情地泼了一盆冷水,核潜艇的研制工作陷入了暂时的混乱无序的状态。

科研难以为继!生产难以为继!科研第一线的管理人员心痛了,二机部、七机部的领导,海军的领导心痛了,聂帅也心痛了。他决心扭转这种即将毁掉核潜艇工程的恶劣趋势,尽管这样做他要冒很大风险,因为早已有人准备好了一顶“以生产压革命”的帽子,随时准备扣到他的头上。

聂荣臻:就是戴手铐,核潜艇工程我也抓定了

聂荣臻早已把个人的荣辱得失置之度外。当有科研人员向他报告,有些造反派对核潜艇工程横加干预、无理阻挠时,他怒不可遏:“不要理他们!抓国防建设,何罪之有?就是戴手铐,核潜艇工程我也抓定了。”

面对日益恶化的形势,聂荣臻毅然决定召开核潜艇工程协调会议。他指示核潜艇办公室的同志,立即把全国各地各有关工厂的厂长、党委书记和工程主要项目技术负责人召到北京开会,接到通知的都要来,正在被批斗的也不例外。

1967年6月25日,决定核潜艇工程建设进度的一次重要会议在北京民族饭店召开。会议由六机部副部长刘华清主持,聂荣臻元帅作了重要讲话。他语重心长地说:“核潜艇工程是毛泽东批准、周总理直接抓的国防重点工程,大家能够参加这样一项意义重大的工程是中央对大家的信任,是大家的光荣。现在,核潜艇工程出现了一些暂时的困难,大家要从大局出发,努力完成好自己的研究工作,为整个核潜艇工程的最终完成作出贡献。毛主席和党中央十分关注这项工程,任何人都没有资格,也没有理由让它夭折!”

会议开得很成功,协调会变成了誓师会。

会议之后,许多单位的研制工作开展起来了。但是,仍有不少两派闹得厉害的单位,任务迟迟落实不下去,甚至连这次会议的精神也无法传达下去。更为严重的是,“四人帮”的党羽散布别有用心的谣言,说核潜艇工程的指示中有邓小平。邓小平当时是被当作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主派被打倒的,邓小平要搞的“核潜艇是个黑工程”、“核潜艇工程是以生产压革命”。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把会议的精神贯彻下去?如果把聂荣臻的讲话印发下去,显然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而且有些话也不能对群众公开讲,有些话可能对聂荣臻本人不利。就在核潜艇工程办公室的同志左右为难之际,办公室主任陈右铭决定借鉴原子弹工程使用的“特别公函”形式,由中央军委发出,为核潜艇工程扫清障碍,增强信心。

 中央军委发出“特别公函”

“特别公函”的形式,只是在研制原子弹时使用过。那份“特别公函”,曾经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参与原子弹工程人员的积极性,动员了全国各方面的力量保障原子弹研制的顺利进行,终于使原子弹如期成功爆炸。

核潜艇工程办公室起草这份“特别公函”时,很费了一番脑筋。公函内容十分策略,最前面的显要位置,赫然印着毛主席的指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公函的信的内容是:任何人不准以任何理由冲击生产车间;不准以任何借口停工、停产,必须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公函的措辞也十分特别,都是用毛泽东讲过的话或词语串联起来,是那个时代特定的产物,但也确有异乎寻常的作用。

1967年7月1日,中央军委发出“特别公函”。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派人带着这份公函,到有关省、市和工厂、研究所宣读。面对这份“从天而降”的“尚方宝剑”,广大科技人员欢欣鼓舞,而那些善于以“文化大革命”冲击生产的“造反派”们,也不能不掂量一下这份公函的分量。

毛泽东给予特别关照

在核潜艇研制受阻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及时给予特别关照,连续作了几次批示。

1968年2月28日,毛泽东批准海军建设核潜艇基地:1968年4月8日,毛泽东签发中央军委电示,抽调陆军1个师的部队支援核潜艇总装厂的建设;1968年7月17日;毛泽东签署电报,命令成都军区派部队支援陆上模拟堆和核动力研究所的建设;1969年12月21日,毛泽东指示成都军区派1000人的工兵部队支援陆上模拟堆建设。

中央军委的“特别公函”,毛泽东的连续重要批示,对积极进行核潜艇研制却饱受冲击的科技工作者来说,无疑是巨大的鼓舞和“定心丸”;对那些热衷于搞阴谋诡计的“造反派”则是一个打击,他们再也不敢以抓革命的名义来破坏核潜艇的研制工作了。

在那极端动荡的岁月里,周恩来想方设法为科技专家排忧解难,保护他们。他要求各单位列出必须重点保护的科技专家和技术骨干名单,经他批准后,由各单位保证他们的安全并能够正常地从事科研工作,并要求经常向他报告执行情况。面对造反派疯狂的“打”、“砸”、“抢”,周恩来坚决指出:“毛主席讲的是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合理的规章制度必须坚持。”

在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等领导同志的巨大关怀下,“文化大革命”才不至于全面冲击到核潜艇工程,工程得以继续进行。

 核潜艇开工建造

1968年11月23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开工建造。核潜艇开工后,为组织协调各方面的工作,经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于1969年10月成立了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在中央专委领导下工作。不久,海军政委苏振华担任领导小组组长,成员有: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余秋里,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钱学森、罗舜初、赵启民,海军副司令员周希汉,一机部副部长周子健,二机部副部长刘伟,六机部副部长边疆,国防工业办公室军事管制小组组长张元培,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李如洪,海军装备部副部长侯向之,舰艇研究院副院长陈右铭等。

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多次联合召开核动力装置科研攻关和设备、材料试制协调会,组织落实重大项目的协作任务。中国科学院、有关高等院校、海军、一机部、二机部、六机部、冶金部、化工部、四川、黑龙江、上海、武汉等有关部门和地区,在国务院、中央军委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或办公室,自上而下形成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效率比较高、动转比较庞大而又灵活的管理协调和协作攻关体系。

第一艘核潜艇下水

1970年12月26日,人们特意选择了毛泽东生日这一天,把中国自己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送下水。

核潜艇下水,在船坞中完成了最后的安装收尾和初步调试工作。接着,将进行一次全面考察核潜艇研制是否成功的码头系泊试验和航行试验。

1971年4月,核潜艇开始进行系泊试验。试验开始之前,周恩来又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了汇报。李先念、余秋里副总理等参加。听完汇报后,周恩来就这次试验的指导思想、组织指挥、任务分工、步骤方法以及注意事项等,都一一作明确的指示。他再次强调;“试验先码头、水面、浅水,然后再深水,分四个阶段,每阶段都要把试验工作做好,要组织好。”“码头试验由六机部管,边疆(六机部副部长)你要负责呀,不要以为船下水就没有事了,要把码头、水面、浅水、深水四个阶段的试验做完,搞好了才能交船。二机部对堆要负责,你们耍派人到那里去帮助检查,要共同负责把这件工作做好。搞一件事就要搞成。”

9月初,核潜艇完成码头系泊试验后,就要进行航行试验时,中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

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有人又把核潜艇工程与林彪反党集团挂上钩,说它是“黑工程”。军委叶剑英副主席知道后立即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并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叶副主席气愤地说:研制核潜艇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周总理亲自抓的一项重要工程,是红工程,谁说是黑工程呀!并当面指示列席会议的肖劲光司令员等领导同志:你们要继续支持核潜艇工程。李先念、余秋里副总理也补充插话。余秋里还对列席会议的周希汉副司令员说,你要继续抓好核潜艇工程,有什么困难,可直接找我帮助。在关键时刻,中央领导同志鲜明的态度,一举廓清了前进道路上的雾障,核潜艇航行试验得以正常进行。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便把核潜艇工程作为一件大事来抓。1972年,叶剑英为了减轻身患癌症的周恩来的负担,对过去由总理亲自掌握的核潜艇工程抓得更紧、更具体。3月31日,叶剑英、李先念和李德生等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听取关于反潜鱼雷核潜艇航行试验情况汇报,并观看了记录核潜艇研制和航行试验等情况的影片。影片一放完,叶副主席就首先站起来鼓掌,高兴地向在场的科研人员说:“核潜艇搞出来了,人民感谢你们。”

当年6月,核潜艇计划进行水下发射试验导弹模型弹。试验前的6月4日,叶剑英、李先念等召集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听取汇报。听完汇报后他说:“就按你们的计划进行试验。试验一定要组织好,不要出事故,不要砸了艇,把艇砸坏了就起不来了,打捞救生船要准备好。”7月4日,叶剑英又一次召集军委办公会议,听取核潜艇研制情况和下一步工作安排的汇报,研究反潜鱼雷核潜艇定型问题。他进一步强调说:“核潜艇研制成功了,是参加这项工作的工人、设计人员、科学工作者、海军和各方面人员努力的结果。你们把试验情况写个报告。核潜艇定型问题,是海军的事,调查组回来了,海军党委同意定型就写报告。我们讨论之后,还要报告总理和主席,中央点头批准了就可以定型生产。”

1972年8月15日,在经过一系列缜密细致的检验和测试后,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首次驶向试验海区,开始进行航行试验。到1973年4月,共出海试验20余航次,核反应堆运行了数千小时,主机运行了数百小时,累计航行几千海里,完成了绝大部分试验项目。整个海上试验表明,中国自行研制的潜艇核动力装置是成功的。

核潜艇交付海军使用

1974年1~4月,第一艘核潜艇继续进行检验性航行试验,试验证明,运行情况良好。至此,核潜艇可以交付部队使用了。

中央军委决定,中国第一艘核潜艇1974年8月1日交付海军使用。

交接仪式上,国防部副部长、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宣读了中央军委命令:国产第一艘核动力鱼雷潜艇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长征1号艇”,编入海军序列。

六机部副部长刘放、海军副司令员高振家分别在交接书上签字。

核潜艇首艇第一任艇长杨玺从高振家手中接过军旗,然后庄重地把它插在了“长征1号”的塔状舰桥上。

这艘具有同年代世界先进水平的核潜艇此时此刻正静静地卧在军港里,全艇分为7个舱,指挥台围壳在二舱上面,潜望镜及各种天线升降都由这里伸出。远远看去,艇的外形像一条灰色的大鲸鱼。

面对眼前这激动人心的一幕,肖劲光司令员想起了令他终生难忘的一件事。

那是建国初期,他到甲午海战旧址刘公岛视察工作,可是偌大一个海军司令,却没有自己的军舰可以出海,只好租借渔民的渔船。渔民大为不解,问他:你是海军司令,怎么还要租借我们的船呢?这句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

海军必须有自己的舰船,必须有现代化的舰船!今天,这一切不正在一步步地实现吗?看到这一切,肖劲光大将热泪盈眶,那双注视着“长征1号”的眼睛久久不能离去,那只行举手礼的大手久久不愿放下。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多少科技工作者付出了心血,多少保障人员付出了艰苦细致的劳动。现在,建造者们都站在了长征1号面前,他们为自己的劳动成果而欣慰和自豪。

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并交付部队使用的情况报告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伟大缔造者之一的朱德委员长那里,他兴奋异常,欣然决定要到海上亲自检阅核潜艇。8月19日上午8时,朱委员长在海军肖劲光司令员陪同下,驱车来到码头,稳健地登上了我国自行研制的导弹驱逐舰,向大海深处驶去。上午10时航行到操演海区,朱委员长登上军舰指挥台,坐在中央的一张高脚椅上,开始检阅操演的潜艇。这是核潜艇交付部队使用后,第一次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驶到朱委员长面前,进行各种操作表演。它时而飞驶向前,时而倒车后退,运动自如,操作熟练。朱委员长高兴地问;“这艘艇完全是我们自己制造的吗?”肖劲光司令员自豪地回答:这就是我国自力更生制造的核潜艇,艇上所有设备,没有一件是进口的。朱委员长听后十分喜悦地鼓励道:海军现在有很大变化了,这是走自力更生这条路的结果,我们要继续走这条路,把海军建设推向前进。朱老总还高兴地挥笔题词:“增强革命团结,加速海军建设。”

中国拥有的核潜艇,其战斗能力如何,远航和深潜是检验核潜艇战斗能力的两个基本指标,也是在世界核潜艇大家庭中争得一席之地的重要指标。世界核潜艇家庭中,因各种事故沉没的潜艇已有113条之多,核潜艇也已经有了好几条,这些事故大多发生在长航和深潜中。中国的核潜艇研制成功后,要走的路还很长,全部自行研制建造的中国核潜艇,要向世人回答的问题还很多:核动力反应堆能不能经受反复无常的大洋的考验?海上最大自给力究竟有多大?深潜性能如何?深水之中武器性能如何?

为了真正检验中国核潜艇的战斗能力,1985年11月25日至1986年2月28,“长征号”核潜艇出海进行最大自持力考核试验,航程相当于绕地球赤道一周,其中大部分时间为水下航行,最长一次水下连续航行25昼夜,经受了被称为“水下长征”的考验。

实践证明,中国核潜艇是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核威慑力量。毛泽东发出的“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的号召正在变为现实!

核潜艇的耳目--长波台

潜艇在水下航行,没有陆地的指挥是不行的,而常见的无线电在水下衰减量很大,几乎无法进行联系。所以,拥有潜艇的国家都要建有长波台,而且,随着潜艇深度的增加,对长波台的功率、分辨率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核潜艇航行距离远,深度深,因此,对长波台的要求就更高。中国海军的长波台建设,始于50年代中期。早在我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建立之初,就开始着手长波电台的建设,当时,与前苏联政府协商,前苏联人向我海军提供了三套“突浪型”长波电台设备,于1957年分别建在青岛、宁波和湛江地区。

三个长波台的建设初步解决了我潜艇水下航行的通讯问题,但是,由于这些长波电台的功率大小,满足不了我潜艇部队远航训练的需要,人民海军的潜艇迫切需要建设大功率的长波电台。但由于当时我国技术力量较为薄弱,难以在短时间内建设大功率的长波电台,便与前苏联联系、接洽,希望得到前苏联“老大哥”的帮助。1958年4月18日,前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给我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来函,提出帮助中国在我国华南建造大功率长波发信台和远程收信中心各一座的建议,来函中声称,长波发信台和远程收信中心建成后,由中苏两国共同使用,并提议派专家组来中国协商。

5月10日,中国中央军委开会研究了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建议,会议决定“由海军负责,邀集通信兵部研究并提出意见再议”。根据人民海军舰艇部队特别是常规潜艇和核潜艇发展需要,海军党委提出了对这项工程建设的意见,经上报党中央批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的名义于6月12日复函前苏联 国防部,对他们的提议表示同意,但是,婉言谢绝了中国与前苏联双方合建的建议,而提出由我国自建,并提议中苏两国政府就此签订一项正式协定。

1958年6月底7月初,前苏联海军通信部副部长列特文斯基率领了6人专家组,分两批到达北京,协商勘察建台选址事宜。7月11日,前苏军社鲁诺上将向我方转交了“苏堆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建设、维护和共同使用大功率长波无线电发信台和专用远距离无线电收信中心的协定(草案)”。收到苏方这份草案后,人民海军党委和国内有关部门进行了认真的磋商研究,之后,与苏方有关人员进行了数次谈判,对草案中的原则性问题进行了重大修改。1958年8月3日,由中苏两国国防部长分别代表两国政府,正式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政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功率长波无线电发信台和专用远距离无线电收信中心有关问题的协定,即“八·三协定”。这一协定维护了我国的主权,协定规定由中国自建,苏方提供技术援助,所需经费全部由中方负担,虽同意建成后中苏双方共同使用,但使用办法需另行商订。同年11月,经周恩来总理同意,与苏方签订了关于提供设备、器材,派遣专家的合同。

1959年4月,当时的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委派海司通信兵主任徐明德率领8人专家组赴前苏联参观考察,同年9月,前苏联派出8名专家来华协助设计。

根据苏方提供的技术资料,长波发信台为地面建筑,占地约6平方公里,还要建设当时在亚洲最高的235米的鱼型铁塔天线18座。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工程的土建设计由北京市第一工业建筑设计院承担,土建施工由建筑工程部第二工程局第4工程公司承担,铁塔加工和架设由中央广播事业局设备制造厂承担。设计方案于1960年3月经中央军委全会批准。为了加强对该工程的组织领导,报经周恩来总理、罗瑞卿副总理批准,以海军为主,吸收有关部门参加组成了长波台建设委员会,并组建了工地。委员会由周希汉、范慕韩、谢北一、刘裕民、刘寅、孙俊人、赵一萍、徐明德等人组成。当时,海军领导机关对此工程极为重视,萧劲光司令员曾想调两名将军到工地当领导,结果由于人手太紧而调了两名大校。

1960年7月10日,前苏联政府突然照会我国政府,单方面决定撤走全部在华的专家,停止供应我国主要设备,撕毁了几百个协定和合同,这其中包括“八三协定”。至8月止,前苏联专家全部撤离回国,带走了各种资料,停止了设备器材的供给,使工程陷入了困难的境地。面对困难,长波台建设 委员会决定克服重重困难,依靠国内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使该工程建设得以继续进行。

1962年11月20日,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向周恩来总理和罗瑞卿副总理汇报了长波台的建设情况,指出从苏联进口的2000多吨制作铁塔的无缝钢管内壁和横断面有严重的重皮和夹层现象,不能保证铁塔的质量,为此,由外贸部向前苏联驻华商务代表提出了赔偿要求。周恩来总理指示邮电部、广播事业局、三机部等有关部门派出专家大力协助海军攻克难关。经过几年的奋力拼搏,我国第一座大功率长波发信台于1965年10月发出了第一个长波信号。从此,中国潜艇可在深海任意与指挥部取得联系了,核潜艇下水后,长波台成了中国核潜艇主要通信工具之一。

弹道导弹核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一举成功

我国第一艘攻击型核潜艇编入人民海军的战斗序列之后,核潜艇的研制者就开始了国产战略核潜艇--弹道导弹核潜艇的研制工作。1981年春研制成功第一艘导弹核潜艇1983年,国产第一艘弹道导弹核潜艇完成了各型试验之后,正式加入了人民海军的战斗序列。

中国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始于80年代初期。1982年10月12日,中国潜艇在北海海域向以北纬 28°13′、东经 123°53′为中心、半径35海里的圆形海区成功地发射了运载火箭,从此,中国成了世界上第5个拥有潜射战略弹道导弹能力的国家。

10月16日,新华社发布了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成功的消息。中国潜艇初次发射运载火箭取得成功,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美国《海军学会会报》写道:“当中国宣布她从潜艇上发射弹道导弹试验成功时,事情已经变得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为世界上第5个拥有一支以海洋为基地具有威慑力量的核大国。”英国《每日电讯》报评论:“中国水下发射弹道导弹成功,意味着中国不久将拥有一支以潜艇为基地的核打击力量,这是任何潜在的袭击者都心须加以考虑的。”合众社10月16日电:“观察家们说,中国潜艇弹道火箭研制成功,意味着中国海军已拥有发动海上进攻的能力,不再仅仅局限于海岸防御了。”法新社10月16日报道:“中国潜艇发射火箭,在技术上取得了惊人的突破,成为世界上第5个拥有水下火箭的国家。”

1988年9月28日,我国官方新闻媒质又一次宣布:中国海军核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成功,新华社和首都各大报刊还登载了导弹核潜艇在海上航行和核潜艇水下发射的运载火箭出水的大幅照片,向世界昭示中国已成为第5个水下发射火箭的国家。

关于核潜艇这次发射水下运载火箭的情景,《人民海军》报记者胡春华 曾作了如下的现场描述:“记者亲临现场一览'巨鲸'水下发射运载火箭的壮丽景观,潜艇在平静的海面上犁开一道雪白的浪花,尔后缓缓钻入墨绿色的'龙宫'。发射的关键时刻来到了。'轰隆'一声巨响,只见观察船正前方的海面上,冲起了几十米高的水柱,像宝塔一样兀立在海面上。火箭在水柱中升腾,水帘从箭体上滑脱,像瀑布,似激流,晶莹迷人。火箭越飞越高,声音由大变小,烟带由窄变宽,恰似嫦娥奔月舞动的白色巨袖飘逸在天幕中。记者一眼不眨地盯着那个直往上窜的小亮点,直至它消失在天际。”

中国核潜艇的发展和壮大,标志着中国海军潜艇部队已进入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标志着中国海军的综合作战能力有了新的飞跃,我们相信,随着我军现代化步伐的加快,我海军核潜艇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均将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责任编辑:苏鹏宇 CM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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