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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胜利源自生死抉择中的引领与追随(1)

2016-08-26 16:43:10  军报记者    参与评论()人

原文配图:油画表现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走过长征的万水千山。

原文配图:油画表现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走过长征的万水千山。

成功实践造就杰出领袖,杰出领袖和党的领导集体带领广大军民进一步推进成功实践,这就是中国革命波浪式前进发展的辩证法。长征是气吞山河的英雄交响,只有广大红军官兵忠诚追随、奋力高歌,才能奏出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乐章。

长征既是一部苦难史,也是一部胜利进军史。如同只有经过难以忍受的阵痛才能创造出新的生命一样,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通过长征的磨难和反思,才逐渐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摆脱了被动和困境,获得了新的生机活力,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光明前景。从红军1934年10月16日在华南渡过浅浅的于都河,直至毛泽东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长征是如此紧密地与中国这段历史联系在一起。

(一)

列宁指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形成这样的领导集体,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基本条件。

从建党到开始长征,中国共产党在13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始终没有形成成熟、稳定的领导集体。这一时期,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博古先后主导中央工作和大政方针,广大党员和红军官兵不屈不挠、英勇斗争,虽然取得巨大成绩,但也遭受了一系列重大挫折。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内的统治,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损失,使革命事业始终在胜利与失败、前进与后退的怪圈中徘徊。

特别是王明和博古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比前两次“左”倾形态更完备、危害更大。1931年1月,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书记米夫的直接干预下,26岁的王明和23岁的博古开始主导中央工作,实行错误领导长达4年之久。他们不了解中国社会,缺乏实践历练和政治、军事斗争经验,并把军事指挥权拱手让给了根本不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特点的共产国际派驻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能言善辩,常常引用凯撒、塔西佗、拿破仑等一连串名人的话语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吓唬和说服他人。他第一次与毛泽东会面时就直接否定了毛泽东的经验和想法,傲慢地说,游击战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红军必须开展常规战争,不能放弃一寸土地。李德深受伏龙芝军事学院盛行的德国军事理论的影响。他的主张与蒋介石的德国顾问冯·赛克特的想法如出一辙。当李德提出红军必须用自己的碉堡战和“短促突出”战术对付冯·赛克特的碉堡战时,军事失败的命运就已经注定。广昌保卫战,红军伤亡五千多人,这是红军有史以来遭受损失最大的一次战役。随着战事发展,红军伤亡不断增多,根据地一天天缩小,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踏上了艰难求生、前途未卜的长征历程。

长征是党和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临的最为严峻的一次生死考验,要么生存发展,要么失败死亡。它比其它任何结果都更加有力地证明了“左”倾教条主义思想的破产,也比其它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成熟的领袖和正确的领导,以穿透种种思想迷雾和死亡陷阱到达光明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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